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文言文翻譯

文言文《貞觀初，有上書請去佞臣者》，出自《貞觀政要》。

譯文：

貞觀初年，有人上書請求清除皇帝身邊那些佞邪的臣子，唐太宗對上書的人説：“我任用的人，都認為他是賢臣，你知道哪個是奸佞的臣子嗎？”那人回答説：“我住在荒野民間，不能確切知道誰是佞臣。請陛下假裝發怒，來試一試身邊的大臣們，如果誰不怕雷霆之怒，直言進諫，那就是正直的人。如果誰一味依順陛下迎合皇上的意見，那就是佞邪的人。”唐太宗對封德彝説：“流水是否清濁，關鍵在於源頭。君主是施政的源頭，臣子百姓就好比流水，君主自行欺詐妄為，卻要求臣下行為忠直，這就好像水源渾濁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樣，這在道理上是講不通的。我常常認為魏武帝曹操為人詭詐，所以特別鄙視他的為人，現在如果讓我也這麼做，還怎麼可以去制定教規和法令呢？”於是，唐太宗又對上書的人説：“我想使大的誠信在天下實行，不想用偽詐的方法去引導風俗，你的話雖然很好，但我不能採納。”貞觀十年，魏徵上疏説：“臣聽説治理國家的基礎，在於道德和禮教；國君地位的保障，只在於誠實信用。誠實信用樹立以後，臣子對國君就沒有二心，德行禮義形成後，邊遠的人民就會前來歸順。由此可見，德行、禮義、誠實、信用是國家的綱領，貫穿在君臣、父子關係中，一刻也不能廢棄。不被實行的言語，沒有誠意的法令，對國君來説會敗壞道德名聲，對百姓來説會招致殺身的危險。即使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中，有德有才的君子也不會那樣做。自從陛下登基，實行王道，盛世清明，已有十多年了，神威遍及四方，各國使者前來朝拜，國家糧倉日益充實，國土日益寬廣。但是道德卻沒有更加深厚，仁義卻沒有更加廣博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是因為陛下對侍臣子和百姓還沒有達到誠實信用，雖然陛下在貞觀初期勤於政務，有一個好的開頭，但卻沒能做到善始善終。貞觀初年，陛下聽到好的意見就驚喜讚歎，隨後八九年間，仍然樂於接受意見。但從那之後，陛下您漸漸討厭直言，有時即使勉強接受，也不像早年那般豁達大度了。國君能對臣子盡到禮義，臣子就會為國君竭盡忠誠，關鍵在於內外無私，君臣之間互相信任。國君不信任臣子就無法驅使臣子，臣子不信任國君就不能服侍國君，可見誠信這條原則是多麼重要！要想讓君子小人是非分明，必須用仁德來安撫他們，用誠信來對待他們，用仁義來勸勉他們，用禮儀來節制他們。然後表揚善行，摒除劣跡，謹慎處罰，明白賞賜。如果這樣做，小人就會無法施展他們的邪佞，君子才能自強不息，無為而治的局面哪裏還會遙遠呢？如果表揚善行卻不能發揚善行，摒棄劣跡卻不能杜絕惡行，有罪過的人得不到懲罰，有功勞的人得不到獎賞，那麼國家危亡之期，也許保不久就要到來，永遠使子孫後代享受昌盛國運、永享太平，還有什麼指望呢？唐太宗看了奏疏，感歎道：“如果不遇到魏徵，我怎麼可能聽到這樣的話呢？”唐太宗曾經對長孫無忌等大臣説：“我剛剛即位的時候，有許多人上書建議，有的要我獨攬大權，不能委任給臣下；有的要我加強兵力，以使四方少數民族威懾臣服。只有魏徵勸我‘停止戰爭，振興文教，廣施道德仁義，中原得到了安定，遠方異族自然會來臣服’。我聽從了他的建議，天下得到大治，邊遠地區異族的首領都前來朝貢，少數民族經過多重翻譯來朝貢，相望於道。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。我難道不是用人有道嗎？”貞觀十七年，唐太宗對身邊的大臣們説：“《左轉》上説：‘寧可不要糧食也要保持百姓對國家的信任’，孔子説：‘人沒有誠信就無法安身立命’。從前項羽攻入咸陽之後，已經控制了天下，如果他當時能夠努力推行仁信政策，誰還能奪取他的天下呢？”房玄齡回答説：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稱為五常，廢棄任何一項都不行。如果能夠勤懇地推行這五常，對國家是大有益處的。殷紂王輕慢侮弄五常，周武王就討伐他，項羽因為沒有仁信就被漢高祖奪了天下，確實像陛下所講的那樣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