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堂的晚年淒涼

王建堂後半生的生活，説起來令人心酸。如同他在已是垂暮老者時的一封呈《有關負責同志均鑑》信函中説：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尚未到成都時，我隨本軍（四四軍）在成都起義，任成都城防，臨時番號叫“治總”。解放 軍入城後，本軍奉命在犀浦整頓。我於五零年自動請求返家生產，意在娶妻成家。回家後一直受到歧視。由於是起義人員，未戴帽子，但列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。每個運動便被批鬥，無權獲得工作，只是在批鬥之餘打零工、做苦工，打雜工乃至包埋死人以餬口，娶妻成家頓成泡影。這樣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幫後。於一九八○年九月始被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，每月給生活費十五元。一九八一年我被選為北川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委員，因此由政協出面向民政局提出，又承增加了五元，共二十元。到去年民政救濟稍有調整，又給我加了三元。那麼，我現年每月生活費只有二十三元。目前，百物飛漲，二十三元實不能維持我一個孤老的生命。